青石板路的尽头，一座小小的老宅。大门并不大，低低的门槛，让人很容易就走了进去。四方的天井，养着两缸水竹。屋子是细格子的木窗，朴实的木门，没有雕花，几乎已看不出漆色，倒似乎可以看出岁月的年轮。走进屋子，侧墙也是板壁，壁上挂着一袭蓑衣、一顶箬笠。 不用说，蓑衣和箬笠，与这座老宅是很相配的，挂在木板壁上，毫不突兀。蓑笠原本就是应该挂在墙上的。它们只是古人的雨具，从风雨中归来，抖抖水滴，卸下蓑衣，摘下斗笠，顺手就挂在壁上了。其实也不能说是古人，在我祖父这一辈，人们还使用蓑笠的。然而当这座老宅已成为了风景供人观赏的时候，蓑笠就成了特意挂在墙上的装饰物了。 于是我从这蓑笠中，看到了一种闲适。这种闲适，就好像它原来的主人，在这宁静的小镇上，宁静的老宅里，过着宁静的生活。在斜风细雨的日子里，可以披着蓑笠，泛舟河上，打鱼垂钓；或者在空旷的田野里，除草耘田，像一个孤独的会移动的稻草人。古人的那些诗句，比如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，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等，写的都是蓑笠下面的闲适，让诗人都悠然向往的闲适。 墙上的斗笠是泛黄的箬叶，蓑衣是棕色的棕丝编成。从老宅的屋檐下望出去，小镇烟雨濛濛。我和来这里的所有游人一样，都是希望“闲适”而来的，虽然我不可以把蓑笠拿下来穿在身上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已经披蓑戴笠，游走于烟雨之中。我曾在都市的一家咖啡馆里，看到过挂在墙上的蓑衣和箬笠，我不知为什么要把它挂在那儿，它与幽暗的灯光和新世纪音乐有点不太协调。但我想，咖啡馆的主人也无非是想通过它，向人们传递一种“闲适”的信息。 陆游在《溪上小雨》诗中写道：“扫空紫陌红尘梦，收得烟蓑雨笠身”。看来，古人就是把蓑和笠这两种雨具，借指了隐者的服装，或者就是指隐者优游闲适的生活了。 对于现代人来说，古人都是隐者吧？就是我们的祖辈，也还有“烟蓑雨笠”。现代人谁还披蓑笠呢？现代生活如他们手中的花雨伞一样色彩斑斓，现代都市差不多已分不清是烟雨还是雾霾。可是现代人的心中，似乎更需要“烟蓑雨笠”。 所以人们的心中，总有一个“一蓑一笠浪荡江湖”的浪漫自由主义情结；那些古镇，那些水乡，那些老宅，能保留的都保留着，就在城市的边缘。老宅的侧墙上常常挂着蓑衣箬笠，好让城市里的人来看看，原来闲适就挂在那儿，不能用身去穿，只能用心去披。 心里能披上“烟蓑雨笠”的，我认为苏轼算一个。东坡居士才华横溢，文、诗、词以及书画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，却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，被一贬再贬。然而苏轼一生有着旷达超逸的胸襟，清旷豪放的气度。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：进退自如，宠辱不惊。他的词《定风波》里有一名句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，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表面的意思是“披着衰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，也处之泰然”，真正的含义是“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、不畏坎坷”。所以，林语堂评价苏轼：“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、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、一个百姓的朋友……，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、变化感和幽默感，智能优异，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。” 苏轼能否算是一位“隐者”，他的生活能否算是闲适？我的回答是“能算，但可能也是一种无奈”。对于这样的回答，我想认同者多。与所有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文人一样，苏轼科举高中后，也是想干一番事业的，但因政见不同，事业重挫，一再被贬，甚至坐牢，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危险。面对如此境地，不当“烟蓑雨笠”的乐天派，还能有更好的选择么？还好他的选择是对的，也给了后人一个“烟蓑雨笠”的榜样。 那么，甘愿真正披蓑戴笠吃苦牺牲的人有没有呢？当然有，比如周恩来，或者说像周恩来一样的许许多多的先辈们。在长征途中，周恩来的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可是他始终和战士们一样行军。一到宿营地，顾不上休息，还要批阅文件、电报或开会。他一天天瘦下来。党中央关心他，从遵义出发的时候，特地批准给他一副担架。可是他从来没有用过一次，总是冒着风雪，披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和战士们一起在泥泞的道路上行军。 周恩来戴的斗笠，是20万顶斗笠中的一顶。中央红军长征前夕，福建长汀县的斗笠厂赶制了20万顶斗笠，以确保红军长征时，每人都能戴上一顶新斗笠。让人惊奇的是，长征历尽千难万险，有的红军战士竟将这种竹斗笠一路戴到了延安。它是长征的象征，老百姓满怀深情地把这种斗笠称为红军的“军帽”。 清朝唐甄在《潜书·明鉴》中说，“茅舍无恙，然后宝位可居；蓑笠无失，然后衮冕可服。”这似乎是对当政者说的：百姓的房屋没有问题，你们的位置才安稳；不把蓑笠丢了，你们的王公华服才穿得牢靠。 为天下人披蓑戴笠，顶风冒雨，遮风挡雨，看来才是“烟蓑雨笠”的最高境界。 |
